文昌后来居上

　　“宾兴最盛”

　　道光六年(1826年)登科的文昌进士云茂琦(1791—1849)，当过江苏沛县、六合县知事和江宁督粮同知、江防同知等职，此后不恋仕途，1844年乞养回籍，次年受聘主讲琼台书院，致力于家乡的教育和安保事业，1846年至1848年间还一度组织文昌群众抗击海上“艇匪”。

　　回溯“宾兴”的原初目的和人才的选举发现，云茂琦在《同文社宾兴序》中写道：“推其意，并不以势位相艳，爵秩相角，而一意于讲道论德，磨钝砺节，内之重则外自忘，落其荣，斯实之存……独是三古而后，乡举、里选之法废，汉晋下荐剡盛行，时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至隋炀始设进士科，唐武后复加殿试，后为定制，天下英雄尽人彀中矣！”

　　云茂琦寥寥数言，勾勒了我国历代人才选取方式从“乡举”到“荐举”再到“科举”的演变，虽然科举不如乡举那般客观和注重人才的内在品质，但总比拉帮结派式的荐举公平得多。

　　1847年，老家后学邢煜斋创立“同文社”，四处游走劝捐，以资助参加春闱和秋闱(乡试和会试)的士子，“余思吾邑宾兴最盛，今煜斋又鸠集近邻，数月蒇事，志力既奋，必有嵚奇瑰伟之士，起而应之……”

　　查阅云茂琦传世的《阐道堂遗稿》，为宾兴撰写的序文就有7篇之多，虽然大都是勉励和期许之辞，却足见他的威望和对教育公益事业的关注。正是有了像云茂琦这样的科场先辈和名士的参与和推动，才使得文昌的文教事业恰如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