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中国海上贸易，由于文献记载的阙如，几乎都局限于朝贡贸易。文献上只有谈及海盗时，于无意中透露出一些海商的史迹。

　　从南海交通的最早文献记载《汉书・地理志》看，西汉朝廷曾派遣译使率领船队从徐闻、合浦港出海。船队途经北部湾，沿海岸航行。海南岛处于航线的左边，当是擦边而过，未必上岸。海南岛成为丝路的途经地，恐怕要到公元三世纪，孙吴开通了自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部海面，直穿西沙群岛海面而抵达东南亚各地的便捷航线之后。(1)自三世纪始，海南岛处于联结亚、欧、非洲的“广州通海夷道”上，其地位愈显重要。八世纪中叶，以东方的唐帝国和西方的阿拉伯帝国为轴心的国际海洋贸易圈形成，广州是这一贸易圈的东方中心。以广州为始发港的海上丝路穿过海南岛的东部，必将在海南东南部停船以补给船上生活之需，更发挥着中转补给、航线定向和避风港的作用。海南东南部的临振州和万安州(今三亚、陵水一带)便成为这一航线的中间站。

　　关于唐代中期海南岛海上贸易的情况，在唐代文献中有一些零星的记载。现摘抄两则较为典型的资料如下：

　　1、真人元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2000年4月版，页68。)记载：“(鉴真一行)到振州江口泊舟。其经纪人往报郡，其别驾冯崇债遺兵四百余人来迎。引到州城别驾来迎……迎入宅内，设斋供养。又于太守厅内，设会授戒，仍入州大云寺安置。其寺殿坏废，众僧各捨衣物造佛殿，住一年造了。别驾冯崇债自备甲兵八百余人送。”

　　“经四十余日，至万安州。州大首领冯若芳请住其家，三日供养。若芳每年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二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物，亦称此焉。”

　　“行到崖州界，无贼，别驾乃回去。荣睿、普照师从海路经四十余日到崖州，州游奕大使张云出迎，拜谒，引入。令住开元寺。官寮参省设斋，施物盈满一屋。”

　　“彼州遭火，寺并被烧，和上受大使请造寺。振州别驾闻和上造寺，即遣诸奴，各令进一橡，三日内一时将来，即构佛堂、讲堂、砖塔。椽木有余，又造释迦丈六佛像。”

　　这是《唐大和上东征传》一书中叙述鉴真和尚(688-763年)于唐天宝七年(748年)10月16日做第五次东渡日本之行，遇飓风，经漂流17天，至“振州江口”(振州即临振郡，郡治于今崖三亚市崖城；江口，指今崖城镇宁远河口)。再从临振郡、万安郡(郡治在今陵水)至珠崖郡(今琼山)(2)沿途所受接待和见闻的一段话。

　　此书作者真人元开，乃日本天智天皇的后裔，著名的文学家，佛教居士淡海三船(722-785年)。他是在鉴真亲信弟子思讬写的《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简称《大和尚传》)一书基础上，受作者之请求，经简化、加工而成的。成书于779年，即鉴真圆寂后16年。此书所载的可信度，应该是很高的。

　　2、房千里：《投荒杂录》“陈武振”条记载：“唐振州民陈武振者，家累万千，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先是西域贾漂泊溺至者，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咒术，俗谓得牟法。凡贾舶经海路，与海中五郡绝远，不幸风漂失路，入振州境内，振民即登山披发以咒咀。起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咒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招讨使韦公幹(唐文宗大和间即828--835年，任琼州都督兼五州招讨游奕使及琼州剌使。五州即琼、崖、振、儋、万等州。)以兄事武振，武振没(没原作犀象，据明抄本改)入。公干之室亦竭矣。”(《太平广记》卷二八六“陈武振”条，引自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282页。)

　　房千里：《投荒杂录》“韦公幹”记载：“(琼州)郡守(当时称州，官州刺使)韦公幹者，贪而且酷，掠良家子为臧获，如驱犬豕。有女奴四百人，执业者太半，有织花缣文纱者、有伸角为器者、有镕锻金银者、有攻珍木为什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课，唯恐不程……牧琼，多乌文(黑檀)、呿陀，皆奇木也。公干驱木工沿海探伐，至有不中程以斤自刃者。前一岁，公干以韩约婿受代，命二大舟，一实乌文器杂以银，一实呿陀器杂为金，浮海东去。且令健卒护行。将抵广，木既坚实，金且重，未数百里，二舟俱覆，不知几万万也。”(引自《太平广记》卷二六九“韦公幹”条，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113页。

　　房千里，于唐文宗朝(828840年)谪任岭南高州刺史。与引文中的当事人韦公幹同朝为官，且其任所高州与琼州相邻，分处海狭的两岸。以上所引的资料，显然是他据传闻而撰写，似无个人好恶渗杂其间，其史料的真实性当是很高的。

　　以上征引的文献资料，虽是历史的片断，却透露出丰富的信息。现试作如下诠释。

　　一、海上贸易掌控在少数族酋长、土豪和地方帅臣手中。

　　前引的资料中所说的冯崇债、冯若芳、陈振武和韦公幹四人都各有来头。冯崇债和冯若芳，当是洗夫人的后裔。洗夫人自幼“善读阃外春秋”，受到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以“信义结于本乡”，“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这里的“海南”(3)指雷州半岛一带，“儋耳”指海南岛。为洗夫人的德行所感，雷州半岛至儋耳一带未归顺的千余洞俚人纷纷前来降附。此事在萧梁初年。海南岛自此时起纳入洗夫人的势力范围。如果说梁时期洗夫人的势力已经伸展到海南岛；那么，隋唐期间其对海南的控制力越发加强。临振郡是隋文帝杨坚赐与洗夫人的“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的所在地。又是其孙冯盎的“八州”中的振州之地。万安与临振相连。正是冯洗家族重点掌控的地区之一。从冯崇债和冯若芳皆生活在唐玄宗朝看，当与玄宗朝大太监高力士(冯君衡之子)平辈，同属冯盎玄孙，即冯宝和洗夫人的五世孙(4)。

　　冯崇债是临振郡别驾，一郡最高长官的副职。从他派遣他家奴婢每人送去一根椽木，三日内不仅足以建构一座佛寺的构佛堂、讲堂和砖塔，还有余木建造释迦丈六佛像看，可见他拥有奴婢数量之众多，财力之雄厚。能积聚如此巨量财富，非从事海洋贸易不可。他无疑也是一大海商。他先是遣兵四百恭迎鉴真一行，鉴真将“寺殿坏废”的大云寺修造完毕要北上时，他又亲率“自备甲兵八百余人”护送。他拥有如此众多的家兵，当是俚族的首领。

　　冯若芳，是“州大首领”，也许身有官衔，因从事海洋劫掠活动，文献上故意隐去。他亦盗亦商，商盗一体，是一大海商，固不待言。冯崇债和冯若芳当是冯洗家族势力在海南岛的代表。

　　陈武振其人，是“海中大豪”。从身任琼州都督兼五州招讨游奕使及琼州剌使的韦公幹(5)也事之如兄长看，可见其威勢之显赫，是地道的豪酋。

　　韦公幹，操有掌控海南岛军政大权。他从生产商品、造船，到海上贩运，一条龙地经营海洋贸易。他是一个地方帅臣与海商结为一体的标本。

　　掌控海上贸易的冯崇债和冯若芳史事，距陈武振和韦公幹海上商业活动的时间，要早约百年。他们或为地方师臣，或为少数族酋长或为当地的大土豪。这在岭南沿海是普遍现象。从笔者涉猎的资料看，在唐代，从珠三角沿海至广西沿海的海上贸易，就分别掌控在洗氏和宁氏两家少数族豪酋手中(6)。海南岛属洗氏势力范，海上贸易最大掌控者也当在洗氏家族手中。海上贸易，获利大，风险亦大，且需要巨额的投资，尤其需要强大的政治势力做后盾，并非平民百姓，素封之家所能染指。据《隋书》“食货志”所载：“岭南酋帅，因生口(奴隶)、翡翠、明珠、犀象之铙，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地方豪酋和地方帅臣，由于掌控海上贸易而富铙，并称霸乡里。朝廷也多为土酋授以政府官员的身份，使之如虎添翼，越发为所欲为。这种由土酋和地方帅臣掌控海上贸易的情况，要到明中叶以后，民间海商的兴起，才有所改变。

　　二、亦盗亦商，商盗一体。

　　冯若芳和陈武振，利用海南岛东部万宁、陵水、三亚一带航线上的要冲，劫掠路过商船的货物为己有，掠人为奴隶。冯若芳，从“其奴婢居处，南北二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安奴婢之住处”看，他拥有的奴隶数量甚巨。奴隶也是商货，同样可以贩卖，也可能利用奴隶进行海洋贸易商品的生产。

　　冯若芳，其宅后苏芳木维积如山，其它财物也如山般积聚。每当客临，用名贵的乳头香来当灯烟，一烧即百余斤，奢侈之至。苏芳木作为一种染料，唐代以后依然由南方源源输入中国内陆。乳头香是一种称为熏陆的香料之一种，唐宋时期大量输入国内各地，为豪门巨室所广泛享用。波斯、阿拉伯的商船正是为贩运这一类商货而活跃在南海丝路上。(7)

　　陈武振，家中积有万千巨货，为当地的一位大富豪。犀牛角、象牙和玳瑁之类的奇珍异宝，在仓库堆存成百上千。他是靠却掠阿拉伯商人遇险船的货物起家的。他利用当地的一种叫“牟法”的咀咒术，来进行劫掠。凡来船遇风浪漂流至三亚一带沿海时，当地善于念咒术者便登山施“牟法”，使迷失方向的船，漂到其指定的地点，再刦夺之。当然，这种所谓“牟法”，乃是掩人耳目，迷感视听的幌子罢了。

　　冯若芳和陈武振都是从事海上刦掠和商业活动的。在古代，海贸商人和海盗，本是一家，中外概莫例外。对此，我国的学术界近年才开始关注并正在热论之中。

　　在世界古代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化发展初期，商业是与海盗、走私、掠夺和奴隶贩卖联系一起的。16世纪，欧洲人对海盗掳掠和合法贸易是不加区分的，贸易就是掳掠，掳掠就是贸易。到了18世纪，欧洲理论界才开始谈论国际法上海盗和合法贸易的区别(8)。冯若安和陈武振之所为，与西方各国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海域的行径，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海上商船，在茫茫的大海中，有机可乘时，往往就劫掠对方。(9)他们之间的不同是：16世纪以降，西方的公司有本国政府作后盾，得到政府政治、经济、技术的支持；享有特许状、军事、殖民地等特权；在重商主义支配下，有寻找商机，建立商业殖民地的明确目标。陈武振等中国海贸商人积累的商业资本，不仅没有受到官府的保护，促进其不断发展，反而最终被官府抄没而陷入败落的历史命运。这是中国历代皇朝的既定政策。从另一意义上说，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处于弱势的海洋文化挫败于农耕文化的一种表现。

　　三、从生产商品、造船到经营海上贸易形成一条龙，由一家商人独自完成。

　　韦公幹以地方帅臣身份经营海上贸易，甚具典型性。而他利用奴隶，设置工場，生产商品，自造海舶，经营贩运；这些环节形成海贸一条龙，由他独自经营，尤其具有特色。

　　韦公幹掠夺良家子为臧获(奴隶)，如同猪狗般驱使其从事手工劳役；还有女奴四百，其中大半用于纺织等行业。开设有生产不同产品的手工作坊，如织花缣文纱作坊、伸角为器的作坊、锦锻金银作坊、制作珍木什具作坊等，还有制造海舶的作坊。这些作坊设有监工头，对服劳役的奴隶进行“日考月课”的督课考察，以保证制造出合乎预定规程的商品。其商品的种类，有纺织品、象犀角器品、金银工艺品、珍奇木具品等。前来商谈买卖的人，熙来攘往，“其家如市”。为了造船，他驱使木工沿海边勘探砍伐预定规模式样的乌木(黑檀)、呿陀等珍奇树木。规程严格，以致做不合规程者畏惧而自杀。他曾在唐文宗大和(828-835年)间，有一年制造两艘大船。运载自制商品，出海贩卖，因超载而沉没。

　　四、8世纪上半叶至9世纪前半叶，海南士酋和地方帅臣经营海上贸易的情況，也从海上丝路的一个节点，反映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从传统的以陆上丝路为主转向以海上丝路为主。

　　我们不仅从海南的少数族首领、土酋和地方帅臣经营海贸的情形，看到海上丝路的活跃，而且从三亚至陵水一带现今留下的唐宋至元的伊斯兰教徒的墓群，以及文献上有关东南亚各国公差使臣途经东部沿海时，指定专供贡船停泊地点的记载，还可见证阿拉伯商人以及南海各国贡船，频繁途经海南的情状。

　　前引的第一则资料，所说的是鉴真一行的见闻：冯若芳从事海上劫掠，其拥有的商货，局限于海上丝路的舶来品，时在8世纪中叶。经过近百年之后，即到9世纪中叶，海商活动的内容就丰富多了。除从事海上劫掠外，还进行品种多样的商品生产，甚至自造船舶，贩运自己的产品，出海经贸易。说明9世纪中叶，海南岛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海舶停泊补给站，或转运港。海南商人已经将本地的产品投入海上贸易活动，较之于近百年前的天宝初年有所进展。

　　如果我们将眼光投向当时的陆上丝路，便可发现唐代中后期海南丝路的活跃，是同陆上丝路的通阻密切相关的。我们知道，中西方交通，除内陆上丝路外，还出现了先以交趾的龙编(今河内东)，三世纪后以广州为启发港的海上丝路。但是，直到唐代初期，一直以横贯中西的陆上丝路为主。到了8世纪，这条传统的贯通中西的内陆丝路出现了通阻无常的状况。唐皇朝与丝路经过的一些中亚国家关系正常，即通；一旦生变，即阻。当时正处于对峙状态的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力图控制中亚地区。一场争夺中亚的战争，终于天宝10年(751年)在怛罗斯城下爆发了。高仙芝率领的唐军，在中亚怛罗斯城被阿拉伯军队击败后，唐皇朝失去对中亚的控制。陆上丝路就更不能正常通行了。再是，陆上丝路靠骆驼驮运，其货量少，自难适应货运日益增长的需求。加之成本昻贵，不利于中西贸易的发展。

　　发展海上丝路，以之取代陆上丝路，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海南岛陵水、三亚一带于8世纪中叶至9世纪前半叶出现海上丝路空前活跃，中西交通从陆上向海上为主的转变，并非偶然。

　　五、海商及其驱使从事劳役者所属族群之探讨。

　　从韦公幹作坊的纺织、角器、五金、木具，舟船等制作工艺，以及韦公幹、陈武振行驶船舶的航海技能看，都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海商麾下从事手工制造业、航海业和商务活动的工匠、技师、船工、员役等，是什么人呢？这是笔者特别关心，并希望得到回答的问题。

　　历来都认为宋代闻南族群移居海南之前，海南岛的土著居民是黎族。而从事这些工艺和商业活动的商人、员役，是同直至20世纪50年代仍然处于原始父系家长制合作组织的所谓“合亩制”的黎族人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他们还远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学术界有人说，俚族是宋代之后改称为黎族的。事实上，海南的黎族较之于海狭北岸的俚族，其文化发展水平要低得多。洗夫人的俚与海南岛的黎并非处于同一文化水平的族群。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据文献记载，秦汉至唐，海南岛的农业和纺织业，较之长江流域，并非逊色，且有过之无不及。《汉书》卷28下“地理志八”记载：“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紵麻，女子桑蚕织绩。”

　　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十月作田，正月收粟，养蚕八度，收稻再度。”

　　在长江流域广大地区，自秦汉，历魏晋南北朝，至隋代，《史记》、《汉书》、《晋书》、《隋书》等正史都用相同的文字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

　　就是说经历约千年，依然沿用“火耕而水耨”。(用火烧荒，在其间点播种子、杂草丛生时引水淹芟除之。)而海南岛却已经达到“养蚕八度，收稻再度”的农耕水平。两相比较，孰高孰低，自可立见。

　　纺织业方面，汉代海南岛土著居民交纳的广幅布(1)、唐代的白叠布，皆属贡品。《汉书·西域传下》说：汉武帝“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是说为了得到犀、布、玳瑁而建置珠崖等七郡，贾捐之主张废罢珠崖郡的理由是“又非独珠崖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12)从此可推知唯“布”是七郡中海南以外各郡之所缺，是海南之特产。

　　秦汉已达到如此高度的农耕文化，到了唐代是“养蛋八度，收稻再度”。如此辉煌的业绩，究竟是海南岛什么人创造呢？海南土著除黎族之外，是否还有更高文化的另一族群存在呢？

　　据中外人类学学者的研究，海南的确存在一个长期被湮没了的族群。前提到的海商和制作工艺、航海、经商等员役，正是由这一族群胜任担当。

　　法国传教士萨维纳在上世纪20年代在海口近郊实地调查，称这一族群为“翁贝”人。上世纪80年代资深教授梁敏等学者则称之为“临高人”(以地名称之。这一族群今约占临高县人口的95%)。笔者姑且把这一族群称之为翁贝人(或称临高语族群)。

　　据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自秦汉至唐代，是以南江以西的地域为其活动的基地，即约相当于今的琼山、澄迈、临高和儋州一带。并在环岛其它地方与黎族人杂居。

　　自秦汉以来，翁贝人在融合登岛零星的汉人中，不断地提升自身的文化。尤其是萧梁大同年间洗夫人降服土人之后，洗夫人是俚族首领。她与冯宝联姻后，冯氏俚族化。洗氏家族为实施对海南的管辖，所带来了一批家人、随员，以及戍守军士，为翁贝人所融合，即“俚人”翁贝化。翁贝人也从俚人得到文化的提升。出自对洗夫人的感念、追思和崇拜，翁贝人在其住地(南渡江以西地域)，广建洗夫人庙，并年年举行隆重的祭典仪式。而洗夫人生前死后与土著“黎”，却彼此没有瓜葛。也许因此而引发历代文献上把翁贝人称为俚，或熟黎。(13)尽管户籍上称“民”。

　　唐宋贬官文士到海南落户的，是在翁贝人的家园。最早领略中原方化温馨和滋润的也是翁贝人。有学人感慨说：“文化海南从临高(指临高语族群，亦即翁贝人)起航”。应当说是确切的。翁贝文化主宰海南历史一千余年。直至宋代，闽南人带来先进的儒家文化和商业文明，并与翁贝人相嫁接后，终于结出明清两代人文郁起，以丘濬、海瑞为代表的文化硕果。

　　人类学家对海南的研究成果，引发了“翁贝学”(临高学)的兴起。为了发覆翁贝人的历史，2012年1月份在海口召开有国内各地，以及港台地区，澳大利亚等地有关学者出席的“首届临高学(亦即翁贝学)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临高县文化研究会。会上散发的陈江主编《一个族群曾经拥有的千年辉煌——临高学研究初集》(海南出版社，2012年出版)一书，反映了现阶段翁贝学的研究成果。

　　(文：叶显恩 2014年9月18日于海龙湾幽篁室)

　　(1)拙作：《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与张准生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pp.207-223: Guangzhou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Beling: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92 No.2.pp.191-214。叶显恩主编《中国航运史》(古代部分)，中国交通出版社，1989年出版。

　　(2)天宝元年(742年)，改振州为临振郡；鉴真到临振时，当称临振郡。崖州改为珠崖郡。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改郡为州；因此真人元开写此书时，误将郡称州。

　　(3)关于“海南”一词在历代不同含义，可参阅李勃《海南岛历代建置沿革考》附录《海南考》，页533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

　　(4)参见王兴瑞《洗夫人与冯氏家族》页64，插页，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5)参见李勃《海南岛历代建置沿革考》附录《海南考》，页204-205页，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

　　(6)拙著：《珠江三角洲商业化与社会变迁》，第五章“广州的传统海贸中心港市地位及其于明后期的转型。”(未刊稿)。

　　(7)参阅小叶田淳著，张迅齐译《海南岛史》，台北学海出版社印行，1979年。

　　(8)弗菜克、纳塔拉：《印度尼西亚史》(Bernard H M. Vlekke, Nusantara, A History

　　of Indonesia)，海牙，1959，页82。转引自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页187，人民出版社，1986年。

　　(9)可参见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莎》一书，页21台北：联经2000年出版。

　　(10)见班固《汉书。贾捐之传》。贾捐之认为土著居民尚未开化，对其实行统治，成本太高，得不偿失。据此，汉元帝保留其在中国版图内，罢去珠崖、儋耳郡。但仍设朱卢县，属合浦，以安置岛上慕义欲内属之民。

　　(11)《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12)《汉书。贾捐之传》

　　(13)见道光《琼州府志》卷4，“輿地志”，“山川”，“临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