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亲自参与文物提取?三星堆修复师:不止修复
2021年03月26日 08:40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宋体

  三星堆修复师:不止修复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想俣

  发于2021.3.29总第989期《中国新闻周刊》

  在3号坑发掘现场,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师郭汉中正在为大口尊的提取做准备工作。一位文物修复师为什么要亲自参与文物的提取?

  “成熟的文物修复师,都会了解许多和文物保护相关的原理。这些原理不仅是如何修好文物,同样包括怎么提取文物,在提取过程中,如何保证被提取文物的安全,怎样尽量避开其他文物。”郭汉中说。

  不止修复

  郭汉中的师傅杨晓邬是国内知名的文物修复大师,曾经主持修复了三星堆1号、2号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像、纵目青铜面具等一系列青铜重器。《中国新闻周刊》在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中心工作室,见到了这位74岁的“扫地僧”。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文物修复师并不是只做修复,也要到现场去提取文物。文物一层层叠压在坑里面,由于器型不同,下层文物和上层文物可能缠在一起,所以提取时要特别小心。作为文物修复人员,参与到文物提取这一环节中,能更好地了解文物出土时的原貌,更准确地把握文物的器型、规格,这样日后开展修复时才能心中有数。

  在现场提取文物时,需要先进行临时性的加固,然后整体提取出来。转移到修复实验室,观察文物表面以及附着物,了解残留的信息。观察之后,文保人员还需要进行取样、检测,对文物的质地、成分、锈蚀氧化程度、保存状况等进行修复前的登记,记录文物出土时的原始状况,为之后的修复做准备。清理罍、尊这种容器内部时,还要进行“二次考古”,容器内部的泥土中也可能会找到其他的青铜器、金器等文物。

  修复人员要对器物有所了解,比如青铜器的扭曲、变形程度,规格尺寸,零件缺失情况等。

  杨晓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期的文物修复是按照文物零件的造型、粗细,质地、氧化程度进行比对、拼接,然后进入下一步——预合,以验证前期的拼接位置、方式是否存在问题,预合后可以看到神树的整个形体,为修复提供初步依据。

  他回忆称,早年三星堆的文物修复,从眼形器开始,到青铜立人、面具和尊、罍等容器,最后再到青铜神树,遵循着从小到大、由简入繁的特点。选择最后修复青铜神树,原因在于其他的文物能够放在室内的转盘来进行修复,哪个地方有歪斜,哪个部件需要调整,高低是否对齐,一目了然。而青铜神树很高大,只能在室外进行修复,情况更为复杂。

  在这一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是多种修复方法的结合使用,如粘接、焊接、铆接等。杨晓邬表示,一件文物不可能只用一种工艺就能修复,要灵活运用多种修复方法。

  在修复青铜头像时,部分头像、金面具在坑里被有害物质氧化、锈蚀。这些青铜头像长出了铜锈,使头像面部胀起,把原本贴合覆盖在头像上的金面具拱胀出去,导致头像和金面具分离。这就需要先将金面具揭下来,把青铜头像面部的锈蚀病害清理干净,然后再把金面具还原上去。在杨晓邬的描述中,这一清理过程很像为文物美容。

  谈到这次5号坑新出土的金面具不同部位的薄厚差别,杨晓邬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称,这是金属的打制工艺造成的。一块金子最开始从鼻子的部分开始敲打,之后向四周延展,第一道到鼻翼,所以较厚,第二道则会到脸颊,第三道到颧骨,第四道到耳朵,第五道是耳朵后面的边缘。这样的工艺就会导致处在中心位置的鼻子最厚,向四周、边缘越发变薄。他一边讲解,一边用手从鼻子、鼻翼到脸颊、耳朵比划。

  杨晓邬还提到,只有对古代文物的制造工艺有一定了解,理解其原理,才能修复好文物。比如古蜀先民铸造神树时,也是多种铸造方法的结合。神树上的器物,如花果、太阳等,都是经过二次铸造后再补铸在神树枝干上的,其中部分零件是铆铸在神树上,即在神树枝干上打孔,直接向孔内灌铜水,再将零部件铆接在神树上。

  了解这些制造工艺,是为了尽可能用与神树铸造时的工艺接近。文物修复时,在需要铆铸的部位,杨晓邬也看到了一些铆口和铆接的痕迹。修复师就需要在这些原始痕迹的基础上进行修复,以求在细节上最大程度恢复原貌。

  杨晓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神树的修复先要进行不同部件的拼对,之后再预合,最终方能固定成型。预合是通过捆绑的形式进行固定,就好像博物馆里看到的恐龙骨架一样,内部有一个支撑架,展出时的恐龙骨架是绑在支撑架上的。青铜神树的预合也是如此,把神树各部分拼对好后,需要用带子把枝干缠上,或者用一个支撑物把整个神树支撑起来。这样文物修复人员就可以立体地对神树进行局部、细节的调整。可以说,预合工作是最终修复定性的基础。

  这些做完后,还需要确定保护修复工作的目标原则,编写保护修复方案,哪些地方可以粘接,哪些部位适合焊接,哪些零件有缺失,都需要详尽地写在方案中。

  除了按部就班地修复原貌之外,杨晓邬对青铜神树独创性的固定保护,也使得这件旷世奇珍免遭二次损毁。2008年,汶川地震波及了三星堆,但1号神树和2号神树并没有被地震波破坏,其中杨晓邬在修复后用丝线固定的设计起到了重要作用。

  杨晓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神树的半边龙形部件已经没有了,导致主杆两侧的配重不平衡,正常放在展厅时,神树就会自然向一侧倾斜。为了防止地震,修复时他就为青铜神树拴了一根鱼线,固定在展厅保护罩中。地震时展厅的监控录像显示,正是由于杨晓邬的这一创新,总高3.95米的1号神树只是在地震竖波来临时上下颠簸,并没有左右摇摆,因而未受损害。

  科技元素

  在三星堆博物馆的郭汉中修复工作室,有一件牛头纹的青铜部件静静地放在一个托盘上,精美程度几可乱真。郭汉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他正在修复的一个圆尊的配件,是他自己雕刻出来的,目前刚刚经过了化学处理。

  作为国内文物修复的第六代传人,相对于师傅杨晓邬那一代对于文物修复更多是传承和手艺的理解,郭汉中的文物修复理念则更具科技元素。

  “最小干预,最大保护,还原本质。”这是郭汉中对自己文物修复理念的概括。在他看来,修复的第一要义是尊重古代的遗物,如果文物上有信息,修复人员就尽量复原,如果缺乏信息,就要让科研人员尽量研究。

  这也是文物修复中的真实性原则,即保护修复的文物要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不能主观想象改变文物原貌。

  谈到此次发掘中提取大口尊的经历,郭汉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并不是所有文物修复师都能参与文物提取,因为古代遗物只有一件,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要有深厚的经验积累,才能达到万无一失。

  郭汉中说,由于不能用出土文物原物进行开模,所以此次提取中,首先使用3D扫描仪对文物进行扫描及周边数据收集,然后根据坑内文物原型进行3D打印,打印一个1:1的树脂模型。之后再用这个模型进行开模,制作硅胶保护膜。最终将这个硅胶保护膜套到文物上。

  当硅胶体保护套与大口尊完全贴合后,外面还要再灌注一层厚厚的石膏保护层,放在专门的套箱里,使器物和箱体融为一体,最后进行整体提取、出坑。由于大口尊自重加上附着泥土的总重量超过200斤,考古队员利用考古发掘舱中安装的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脚不沾地”地下降到1米多深的坑中提取文物。

  文物出坑落地后,文保人员再将套箱和包裹的石膏分为四块,分别取下,并对文物表面进行清理,通过拉曼光谱仪、X光、金相分析等科技手段,保存文物所有的原始信息。

  考古科技含量的日益提高,让文物修复的关口也前移到了发掘、提取阶段。郭汉中特别强调,眼下已经不能单一、割裂地看待发掘时的信息收集和文物修复,这两者是一个综合体。修复时也非常需要最开始发掘提取时收集的信息,比如金属成分、探伤过程、颜色分析、氧化程度,这都是一个多学科、整体性的专业。

  此外,郭汉中口中出现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是“可逆”。他认为,修复人员应尽量把文物完整地留给后人去研究,尽量保留所有的微痕信息。修复工作要采用可逆的方法,可逆的材料。

  在他的理念中,修复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修复人员只对文物进行恢复、加固,待后人需要拆解研究时,器物出土时本身的信息都还在。可能假以时日,科学技术更加先进,后来人还能够按照修复人员留下的文物和信息更好地进行修复。

  文物修复是对历史回应的一种方式,而文物修复的成果,也是郭汉中自己留给历史的微痕。

  人才困境

  近几年,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和此次三星堆发掘等现象级的事件推动,国内的文博热达到了一个高峰。

  然而,在摄像机镜头的背后,文物修复人才的培养、招聘和晋升面临的系统性问题,则鲜为人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主任谢振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认为,修复是技工干的活,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例,做修复的人员学历水平相对较低,评选较高级的职称和专家称号难度很大,这导致很多人更愿意搞研究,不愿意做修复。

  谢振斌表示,目前,国内很多考古机构招聘时,通常要求有硕士及以上学历,这个门槛就把很多优秀的文物修复人才拒之门外了,而从文物修复职业学校等引进的修复人才,又由于学历不够,按规定无法进入编制。“一位文物修复师可能干了几十年还是劳动合同工,无法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

  另一方面,文物修复越来越成为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专业,多学科交叉。修复人员不光要把文物修好,还要知道为什么要这么修复。很多工作需要使用如金相显微镜等先进设备,对金属陶瓷组织进行观察和形貌分析,对青铜器合金生成、冶炼、浇铸以及加工工艺等信息进行研究。这些任务对文物修复人才的学科背景和研究能力要求更高,传统的修复人才比较吃力。

  谢振斌称,目前文物修复人才的培养有很大的问题,只有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几个大学在本科阶段开设了文物保护学专业,其他大部分是大专、职业学校开设这个专业。

  另外,学校教育和师承制如何更好结合?传统手艺和科技文保怎样兼容?这些也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杨晓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几年前,他曾在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开设文物修复课程,一个班100人左右,但由于只有大专文凭,许多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工作后的待遇也比较低。

  杨晓邬还是认为郭汉中这种师承制带出来的徒弟在知识、积累方面更加扎实,因为院校很少有文物能让学生上手实践,而师承制徒弟遇到什么问题,师傅能很快解答,并且能更个性化地讲解,而课堂上的东西比较程式化。

  “搞文物修复,如果只在学校里学习,是学不全面的。雕塑、磨具、锻造、钣金、焊接、雕刻、美术、用力的改变和形状的矫正,以及修复理念。等你学习这么多学科,胡子都白了。”郭汉中说,文物本身器型、条件千差万别,个性化问题很多,所以要自己总结经验,掌握原理,才能一通百通。

  由于平日修复工作繁重,郭汉中的徒弟主要是博物馆文物修复部的工作人员,以及通过项目和其他单位合作进行交流的人才。十几年来,郭汉中带了十几个徒弟。他表示,在杨晓邬的时代,更讲究传承,不是这个圈子的人,很难进这个门,而现在很多技术都是公开的,且中国文物修复人才奇缺,还有很多精美的文物公众根本不知道、更看不到,而这些文物,现在的修复人几辈子都修不完。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11期

编辑:叶霖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