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梦瑶

　　数不清转过了多少道弯，汽车在葱茏绿意间一路盘旋，海南日报报道组一行终于抵达母瑞山腹地，却发现坐落于此的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历史陈列馆大门紧闭。

　　“你们来得不巧，为了迎接建党百年，馆内正在装修。”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自耳畔响起，转头一看，84岁的馆长王学广已早早等候在此，“走，我们去看点‘鲜活’的，不会让你们白来。”

　　当然不会白来。棺材沟英魂长眠，青龙潭流水潺潺，“革命菜”漫山遍野……在琼崖革命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征程中，母瑞山曾两度保存革命火种，留下了太多的红色烙印。

　　循着“烙印”一路寻访，母瑞山的故事一点点变得鲜活起来。

　　灭不了的革命火种

　　灯光照亮，人影晃动，笼罩在一片夜色中的母瑞山，铿铿锵锵的锣鼓声、咿咿呀呀的琼剧声自山间的两处茅草棚子传出，引得红军战士和群众纷纷加快了脚步。

　　那是1928年的冬天，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不久。“当时，为了活跃紧张的战斗生活，战士们组建了一支红军剧团，自编自演琼剧节目，附近乡民文娱生活匮乏，因此也常常过来凑热闹。”在母瑞山当了20年讲解员的王学广，对这段历史早已烂熟于心，但每一次讲到这里时，他依旧会忍不住感慨：“那是一种多么难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彼时，琼崖土地革命转入低潮，各路红军反“围剿”斗争接连失利。在得知琼崖革命委员会主席、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率领130多名红军和部分赤卫队、琼崖苏维埃政府直属机关、附属单位军械厂人员共600余人进入母瑞山后，国民党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向外界叫嚣：“三个月内消灭琼崖共产党和红军。”

　　然而国民党当局不会想到的是，他们所面对的远不止600余人——就在王文明等人上山后不久，曾接受过我党组织宣传教育、思想觉悟较高的母瑞山当地群众，协助战士们搭起一批草寮，并匀出家中本就不多的口粮，帮助红军度过了根据地建设之初的困难时期。

　　革命事业离不开群众支持，但更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1929年夏，王文明组织人员烧山开荒，进行生产自救，先后开辟了3个红军农场，种植水稻、番薯、瓜菜等作物；同时，办起琼崖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和民众训练班、军械厂、红军医院、印刷所、粮食加工厂、缝纫组等。

　　定安县翰林镇中瑞居马郎田村位于母瑞山脚下，该村苗族老人李明达曾给王文明送过信，三次见过冯白驹。在他的指认下，人们找到了红军剧团、缝纫组等13处当年的遗址，并于2016年全部进行修复。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年红军练兵场的‘司令台’。”站在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广场前，王学广用力跺了跺脚，随后又大踏步朝广场左侧的一条小路走去，“光是那里，就保存有5处遗址。”

　　有意思的是，红军剧团、供销社、缝衣组等遗址紧挨着，前后相距不过数米远，俨然一处热闹的“便民生活圈”。可以想象，那定是硝烟战火中难得的一段美好时光。只是，这样的美好并没有持续太久。

　　道不尽的不屈岁月

　　就在这处“便民生活圈”的外围，坚守在红军交通处岗位上的交通员们神经始终紧绷。很快，他们敏锐地察觉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1932年8月，广东军阀陈济棠为扑灭琼崖的革命烈火，派其警卫旅长陈汉光率3000多人赴琼，向琼崖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第二次“围剿”。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困，红军主力向乐会转移，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和琼苏政府主席符明经、秘书长王业熹则带领特委和琼苏政府机关以及警卫连100多人，继续留在了母瑞山。

　　但此时的母瑞山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生机——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山上的红军军械厂、粮食加工厂、后方医院毁于一旦，粮食、物资也全部被洗劫一空，100多人面临的是饥饿、疾病、寒冷等多重侵袭。

　　没有穿的，那就披上树皮；没有盖的，那就把芭蕉叶烤热了当被子；火柴用光了，那就试试钻木取火……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们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战胜了各种困难和恶劣，但饥饿的折磨却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到1932年底，这支队伍仅剩下20余人。

　　“这么多的树叶野草，还能饿死人？鲁滨逊漂流在荒岛上，也没谁给他粮食呀。”王业熹偏不信邪，在彻底断粮时，用一席话逗得众人哈哈大笑。对啊，管它什么树叶野草，苦的、酸的、涩的、麻的，只要能饱腹，都要尝一尝。

　　终于，在一堆堆野草中，他们找到了一种半尺多高、茎软叶嫩，学名叫野茼蒿的植物。

　　“就是它。”历史陈列馆外围走廊上，王学广端起一簇被他从山间移植到矿泉水瓶中的野茼蒿，言语间难掩兴奋，“它吃起来虽有些苦，却能提供营养，后来成了战士们的主要口粮，被冯白驹命名为‘革命菜’。”

　　为什么叫革命菜？因为它是革命的“支持者”，因为它像革命人一样拥有顽强的生命力。

　　1933年4月，冯白驹等25人历经8个多月“野人”般的生活后突围下山，经过三天三夜的昼伏夜行，终于回到他的家乡琼山长泰村。至此，革命火种再次得到保存。

　　讲不完的红色故事

　　红军成功转移了，母瑞山的红色故事却并没有结束。

　　时间转眼来到20世纪50年代，来自各地的大批工人、农民及转业、退伍军人响应党的号召，再次踏上通向母瑞山革命老区的土路，掀起又一股建设热潮——这一次，他们建立的“根据地”叫作国营中瑞农场。

　　王学广是当年的建设者之一。1961年，师范毕业的他来到中瑞农场小学，成了一名教师。“那时候山上住的都是茅草房，下山赶趟集要走近一小时的山路。”山里条件差，王学广起初有些熬不住，直到有一次，他带学生到山上砍芒草做扫帚时，偶然发现了红军用过的碎碗片、住过的破山洞，内心顿时受到极大冲击。

　　“那么苦的日子红军都熬过来了，我为什么不行？”于是，王学广留了下来。

　　2001年，刚刚退休的王学广转身走马上任，成了母瑞山革命纪念园历史陈列馆馆长，兼任馆内唯一的讲解员。这一当便是整整20年。尽管偶尔自嘲普通话不好，但当来访者提出想要听王学广现场讲解一番时，眼前的小个子老人会迅速挺直腰板，嗓子一亮，状态便来了。

　　吴婷是接棒王学广的年轻讲解员之一，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于2016年进行扩建后，身为农场职工子弟的她，和另外两名年轻人一起在接受专业培训后，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红色旅游带来的红利不止于此。2018年，母瑞山农场公司对母瑞山七队职工住宅进行旅游化改造，每家留出两间卧室共4张床作为民宿，用来接待到母瑞山参观学习的游客或学员。

　　“每到节假日，100多个房间几乎爆满，2020年共接待了上万人次。”眼下算是母瑞山红色旅游的淡季，但母瑞山农场公司培训中心工作人员吴维贤早早就忙碌起来，“今年是建党百年，过来参观的游客不会少，现在光预定参观培训的团队就已有七八批之多。”

　　说话间，母瑞山七队“振兴母瑞”的门洞处，已不时有游客探进脑袋，“这么漂亮的革命老区，这么漂亮的民宿，一定要来住一住。”(海南日报定城2月2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