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海南什么时候开始有“学校”?快来了解一下
2018年09月10日 10:08  来源:海南日报  宋体
三亚崖州学宫曾经是琼南地区的教育重地。记者武威摄
三亚崖州学宫曾经是琼南地区的教育重地。记者武威摄
重修后的琼山县学宫。记者李幸璜摄
重修后的琼山县学宫。记者李幸璜摄

  编者按

  今天是我国的第三十四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的主题为“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

  在古代海南的学校组织中,有各级官办学校,如府学、州学、县学等,也有私立学校,如书院、乡校(社学)、义学和私塾等,书院既有官办,也有民办的形式。在没有师范院校的年代,这些学校的师资来自哪里?本期《海南周刊》将做一次梳理。

  及至近现代,师范院校兴起,成为培养师资力量的摇篮。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前身为琼台书院)、海南师范学院、琼州学院等,以及后来的一大批中等师范学校,都为海南各地输送了大量教师人才。

  常言道:“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一个好的老师,不但要学问深广,还要有美好的品德,德才兼备,方为良师。

  古代海南,孤悬海外,一代代治理琼州的官员,一个个谪居海岛的贬官,一位位默默奉献的士子,都在为海南的教育殚精竭虑。回溯从前,虽然他们当中名留青史的并不多,但从已知的记载中,仍可窥见那些饱学的师者形象,那些高洁的道德风范。

  官办学校配备官方师资

  知府知县偶尔客串讲学

  海南有“学校”,始于西汉末年。

  汉哀帝(公元前6年-公元1年)至汉平帝(公元1年-公元5年)年间,陕西汉中人锡光担任交趾太守时,就在包括海南岛在内的南越各地,“建立学校,驯化蛮夷,导之礼义”(正德《琼台志》),当时海南的学校还没有讲授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

  据明代琼山进士唐胄考究,即使到了唐代,岭南地区学校教育还很滞后,各州学、县学的学子不过四五十人,海南概莫能外。

  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是教育发展的必备条件。

  在北宋开国80余年后,庆历四年(1044年),琼州州学、儋州州学、崖州州学和万州州学(开宝年间至熙宁初年,968—1068,琼、崖、儋、万四州并列,此后的琼州府才管辖其它三州)和琼山、文昌、临高、澄迈、乐会、昌化、感恩、陵水8所县学的奉旨设立,掀开了海南教育史上的新篇章,有了专职的学官执教各级儒学。

  海南文史专家王俞春研究发现,宋代初期的学官,有“讲学”“说书”“教授”“讲授”等各种称呼,庆历四年开始,府学学官统称为“教授”,州学依次有“讲书”“学正”“学录”“堂长”“学谕”“曲客”“学计”“直学”和“经谕”等教学人员,县学则设“教谕”。

  知府、知州和知县有时间、有雅兴,也会到儒学去讲讲课、训训话。当时的宋琼州知州宋守之,不但在先圣庙教诸生读五经,还建了一座“尊儒阁”,平时有空就经常到州学里客串授课,“由是州人始知向学” (正德《琼台志》)。琼山人陈孚跟随宋守之求学,当官归来,乡人羡慕不已,开始爱上科举之路。琼州人士成为贡选朝廷的人才,正是从陈孚开始的。

  除了官学,以书院、乡校为主的私学形式也开始兴起。书院主讲教师为“山长”,乡校教师被称作“乡先生”。琼山县的“仁政乡校”和文昌县的“宝芳小学”(不同于今天的小学,而是相对于太学、府学、州学和县学而言),是见于方志记载的两所乡校。

  元代基本上延续宋代的官学体系,并增设“社学”,即50户人家为一社,每社设社学一所,教师一般是当地“老成之士”,或由老百姓自愿招聘,或是以父兄为师。

  及至明代,琼州府学设教授一名和训导四名,这些人担负起了教导来自全岛各地优秀学子的重任;儋州、崖州、万州的州学,各有学正一员,训导三人;县一级的学校,设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二人。

  在众多的县级教官——教谕中,明初琼山教谕赵谦堪称大师级别。

  洪武十二年(1379年),朱元璋命词臣纂修《正韵》,赵谦应聘入京,那些老臣觉得他年少,将其黜为国子监典簿。第二年,他因与同僚议事不合而被罢,于是放歌东归,回老家勠力著述。他在家乡筑起考古台,肇述《六书本义》。该书12卷,没有刻本,永乐初年被下诏入藏秘阁后,丢了11卷,只留下总目《以声统字》一卷。其学问为当时的学人所折服,连“斯文宗主”、大学士宋濂都自叹“吾辈不及”。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赵谦再次被起用,朱元璋闻奏,称:“朕知之久矣,朕将老其才而大用之。”于是下旨让他出任教官。解缙建议赵谦“施教化于蛮夷万里之远”,他便选了琼山教谕一职。

  在琼山,赵谦作“琼台”,布《学范》,慨然以当地文教为己任,连那些将门子弟和持刀弄枪的蛮夷之徒,也懂得向学和慕义。

  就在朱元璋准备重用他之际,赵谦于洪武二十八年十月一日病故,门人对他“含敛殡祭”,就像对待自己的生父,解缙还为赵谦撰写了墓志铭。后来,琼州先贤丘濬、唐胄、海瑞等人曾经以撰文、修墓的方式,对赵谦的贡献予以肯定。在他影响下,丘濬、唐胄还创办书院,购置书籍,泽惠桑梓。

  海南文史专家王俞春认为,明代海南之所以人才济济,有“海滨邹鲁”的美誉,是因为朱元璋重视对海南的开发和教化,明代初年就有赵谦这样出类拔萃的教官来琼执教,对海南教育的积极影响可想而知。

  与北宋的宋守之一样,明代万历八年(1580年)就任的琼州知府周思久,也常常召集儒生,亲自讲授,而且还设置射圃谈艺,空闲时便到射圃里指导儒生练习射艺。

  清代早期琼台书院建成后,创建者雷琼兵备道焦映汉曾经给诸生训过话,此后的雷琼道都对琼台书院关爱和资助有加,尤其是道光六年(1826年)赴任的喻溥,空余时间就去琼台和雁峰这两家书院授课,并亲自修改和点评,《广东通志》称他“不啻塾师”。道光戊子科(1828年)乡试,100多名士子渡海参加广东乡试,喻溥全部赠送“卷资”,那一科定安人叶联辉夺得乡试“亚元”、文昌人韩升丰和琼山人蔡泽也中举。此后有考中进士和荣升高官者,都钦佩喻溥教泽宏大。

  咸丰四年(1854年)上任临高知县的蒋震举,不但廉明仁爱,也乐于兴学培育人才,每次考课儒生、童生的诗文,他都悉心批改,并请他们进入县衙,口传心授。

  此外,明代基层官学——社学,也蓬勃发展。成化年间(1465-1487)全岛社学就有179所,民间幼童15岁以下的可以入学,8岁不入读社学的,其父兄还会受罚。社学的“社师”由官方出面从民间延请,或挑选有才学、有德行的长者担任,学生一般尊称他们为“师训”,官方则通称其为“秀才”。民间私塾的老师则被称为“先生”。

  贬官助推海岛教育

  中原文化夯实海南教育基础

  如果说西汉锡光普及礼义教育的行为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那么,初唐王义方在海南岛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所推行的礼仪教育,则带有明显的个人主张。

  公元646年,年仅31岁的京城小官王义方受刑部尚书张亮事件牵连,被贬为儋州吉安县丞,于是携妻带雏,来到位于今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旧县村一带,开始了他在海南岛的3年流放生涯。

  据《新唐书》记载,在昌江安顿下来后不久,王义方便召集地方首领共商文教事宜,还挑选一些他认为较有潜质的学生门徒,亲自为他们讲授经书,举行祭祀先圣先师的礼仪,传授清歌短笛合奏的技艺,告诉他们老少尊卑有序,那些少数民族的首领看了都十分高兴。

  王义方开了海南学校教育的先河,也许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其后被贬来琼的官员韦执谊、吴贤秀、辜玑、李德裕、苏轼、李光和胡铨等人,也都致力于传播中原文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及至北宋末期,苏东坡谪居儋州期间,在桄榔庵收徒授课,对海南岛西部教育又是一次很大的提升。澄迈人姜唐佐跟随他游学,后来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就是很好的证明。

  贡生秀才成为乡村教育中坚力量

  让贫士得到读书机会

  从府到州到县,都有各级官办学校,配有专门的教官,很多人是进士、举人出身;考取贡生功名而没有机会出仕或无意仕途的士子,以及大量秀才,就成了乡村学校如社学和私塾的师资来源。海口长流一带的土话中,至今仍将教书先生称作“贡生”。

  他们大多默默无闻,能够得以名存史籍的实属凤毛麟角。明代澄迈秀才郭同山和贡生李大鹏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贡生李大鹏,幼年父母双亡,家道贫穷,14岁时才有机会读书。他投奔到县里的庠生郭同山门下,学习四书五经。

  郭同山曾经试探性地问他:“我知道你家穷,不收你的学费,以后你怎么报答我?”

  李大鹏答道:“传授老师的学问,播撒老师的恩惠,以后我教授学生,也不敢收学费。这就是我对你的报答。”

  后来,李大鹏虽然官至“荣邸教授”等教职,却未曾索要门生学费,而是甘于清贫,恬淡度日,以实际行动,兑现了对恩师的承诺。这个故事在康熙《澄迈县志》和道光《琼州府志》中都有记载。

  明代中叶以后,海南的社学教育逐渐式微,清初才又重新勃兴,仅文昌县就从明代的8所增加到78所。不过清代的社学大多数已从官办改为民办,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义学”和“塾学”,许多有才学的寒儒之士和贫穷秀才出任“社师”,挑起了乡村教育的重担。(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编辑:陈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