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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昌走出去的数学教授符孔遴:不凡求学路
2017年07月11日 17:39  来源:海南日报  

  如同孤鸿掠影,在私立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学院(今海南师大)、私立琼海中学(今海南中学)和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原琼台书院、今琼台师范)等院校的校史上,都有留学法国的数学教授符孔遴的名字,但也仅仅是点到为止,对其人生足迹和心路历程,后人所知甚少。

  最近一年来,旅居广州的海南籍建筑设计专家郑振紘先生提供线索,帮助海南日报记者找到符孔遴解放初期所写的《自传》和几封家书,并联系其母校北京大学等单位,共同采访了符孔遴的子女和亲友,根据他们的回忆,尽管未能看见其历史全貌,但符孔遴的形象至少已变得鲜活起来。

  ——编者

  清末光绪十六年(1890年),文昌迈号一个贫困的儒生家庭里,出生了第三个男孩——符孔遴。

  他幼年在家乡私塾读过传统的“四书五经”,进过旧制高等小学,中学时在广州读书,后被推荐到北京大学读书,经受“五四”运动洗礼。

  1929年,符孔遴赴巴黎大学留学,主攻数学,获硕士学位,并进入博士研究院深造。1933年回国后,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符孔遴的思想和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浪漫”的小学时光

  据符孔遴的自传材料,他父亲是个读书人,善诗善文。8岁时,符孔遴在父亲的讲授下,已完成对四书的学习,两年后,又学完了五经,同时也涉猎到历史韵言和地理韵言等书籍。

  13岁时,符孔遴才进入刚刚兴起的高级小学读书,有“跳出牢笼”之感。以他之前打下的国学基础,在高小应该是国文课居于第一,但由于对音乐、英语、算术各科都感兴趣,国文成绩反而一般。符孔遴觉得这“大概是以前读死书之果,本来读四书,亦相当有益,但费时太多,用力太过”。

  他善于跟年长的、有学问的学友交往,因此得到不少提点。然而,年长的学友中也有品行不端的,“每道我浪漫,我潜伏已久的活泼个性,便乘机发展,尤其是对中乐一门兴趣特高,随时随地和人演奏,因为中国素来无高尚性格的训练,善音乐者,当时人多目为下流,前途相当暗淡,所以在高小的五年的最初二年,成绩虽列优等,而习惯的浪漫,行为的不检,内在极为矛盾……”

  符孔遴1950年代初写的一份《自传》,真实记录了当年的经历和心迹。

  高小第三年,正月的某天,教他的教员吉先生去符家拜年,被问及小孩成绩,吉先生开始支支吾吾不说,后来才道出符孔遴原来最骄人的国文,成绩已经退在音乐、英语、算术之后。第二天早上,符孔遴受到父亲严责,父亲准备停掉他的学业,好在吉先生再三说情才作罢。符孔遴回校后再也不敢碰音乐了,直到毕业的3年当中,“行为虽收敛,但学业亦不大长进”。

  广州读书 每晚只睡4小时

  符孔遴兄弟7人,上有2个哥哥,下有4个弟弟,教书的父亲每年收入只够全家人糊口,因此,他小学毕业时,尽管成绩都在70分以上,但国文成绩不是第一,父亲便无意让他升学。但彼时他追求新知识的念想十分强烈,多次请求后,终得父亲同意。

  符孔遴18岁时,进入广州两广师范学校附设的五年制实科中学(当时的中学分文、实两科)。前两年,他在校外寄宿,那时广州的社会环境不好,对走读生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符孔遴几乎陷入小学前两年的境地,但他处处反省时时警惕,尚不至于泛滥,但学业进步也不大。

  第三年他才得以转为住校。校园环境甚好,在今广州市文明路中山图书馆、鲁迅纪念馆大院内,是清代的“贡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国立中山大学的校址。在那里,符孔遴的学业渐入佳境。

  有一个假期,学校开展运动会,各校都来表演,外校有一位小学生能流利讲演,又有一小学女教师和学生在草地上唱歌、游戏。这两个生动活泼而富有教育意义的场面,使他深受启示并发奋全面进取。

  在此后的3年中,符孔遴学习非常紧张,每晚至多睡4个钟头,这一习惯延续到了晚年。每天早起,必先在自修室朗读国文和英文,中午12时至1时必是阅读报纸,下午4时下课后必定打球2小时,6时洗浴,7时晚餐,8时至下半夜2时演练数学习题和预习功课,第二天所授课程,前一天必须熟读,到上课时不再翻看课本,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解,得益良多。

  符孔遴每周六还看一次电影。

  这样自觉、紧凑有序的学习安排,符孔遴三年如一日地坚持,对意志、体质、精神面貌大有裨益,各门功课全面发展,成绩均在前三名之内。毕业后,校长廖道传特别备文推荐他赴唐山路矿学校,免试入学,后来由于国内局势动荡等原因,符孔遴一年后转入国立北京大学。

  学识、士气亦可救国

  符孔遴1916—1920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五四”运动等大背景,也是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学校改故鼎新的年代。

  符孔遴刚踏入北大校门,发现除少数师生外,多数沾染了官僚习气,学生除上正课外,不爱运动,他数年来每天2小时的球兴只好中止,这影响到了他的身体健康。“幸得我中学基础颇固,功课亦可应付得过”。

  符孔遴在《自传》中称,大学的前两年,北京大学充满了官僚气象,袁世凯想当皇帝,传闻拟将北大改为“帝国大学”,而且准备让其子袁克文等进北大读书,当时的教授多是部长或次长兼任(除数学的外),“文法科的同学异常自骄,以为将来毕业或未毕业做官如拾薯,我虽是一个理科学生,且是一个球类的运动员,不知不觉间亦落入五彩云而沾其光……”

  然而,蔡元培1918年出任校长后,自由思想进入北京大学,共产主义思潮开始涌动。符孔遴此前得到一本“红皮禁书”,只能夜间、周日或假日才拿出来看,倍觉新鲜,喜不自胜,曾说过“人间最快乐的事,莫如雪夜读禁书”。当时蔡元培校长痛恶北大的官僚习气,认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痛斥“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主张自由思想大解放,于是,“禁书”才得以解禁。

  当时的北大,是一个“主义”竞争的学府,最新学说的《新潮》和旧学说的《国故》同时在校内刊行,进行大辩论。

  在北大的后三年,符孔遴心怀家国,抱负很大:“想至少要做一个国务总理,才能达到澄清政治的愿望;这种做官的观念,后来想之绝对错误,但当时政治的污劣,稍有志之士,应有这种观感。”

  “五四”运动对符孔遴的思想转变影响极大,生活也变得异常俭朴,每餐费用不过五仙(“仙”是当时币值最小的铜板),三仙大面和二仙酱萝卜。因为北京官僚的生活奢侈与贫民之苦,有如天壤之别,让他内心愤愤不平。特别是有一次他从东学(宿舍区)走到马神庙(理科教室所在,也是北大本部)上课,身上穿的是一套普通的薄黑呢学生制服,冻得全身发抖,在街头拐角处看见一个乞丐一丝不挂,裸体而蹲,符孔遴的体温当即升高,一直走到教室上课时都不觉得寒冷,此后也常常以那个乞丐的境遇来警醒自己。

  为了表达对官僚主义的疾恶如仇,符孔遴在宿舍中陈列各种科学模型和讽刺画。当时他做了一种“称衡”(天平),在一边较大而重的方木法码上写“民众”,在另一边较小而轻的法码上写“官獠”(故意写成“獠”字),以示对官僚阶层的反感与鄙视。

  蔡元培的到来不但使得北大自由思想大解放,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大大提高,此前的官僚习气也一扫而清,符孔遴先前想做大官的念头,也转为想做一名大科学家,“我觉得不一定要做官才能救国,学识、士气亦可以救国”。(记者 陈耿 通讯员 郑振紘)

编辑:赵凯娜